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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a专访:言说|量体裁衣的裁缝与叙事性的建筑

受访/张迪 waa创始人、首席合伙人 杨杰克(Jack Young)waa创始合伙人 博乐文(Ruben Bergambagt)waa合伙人

采访/田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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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D:waa的几位合伙人都具有欧洲建筑院校的教育背景,请问你们如何看待欧洲的建筑学教育?

Jack:我和张迪都来自巴特莱特建筑学院(UCL 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尽管每个课题组有各自的计划,我认为它的教学上有一个总体的构思。我所受到的训练非常看重旅行考察,我们组织去过中国和埃及考察,从自己所在的社会角度学习观察社会,试着对其它社会进行分析。巴特莱特的教育非常强调对社会行为习惯的观察以及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并借此再现当地的居住状态,进而创造一种叙事状态。我不确定张迪的方向是否也是这样,但肯定有些相似:体察不同社会间的微妙差别,寻找文化层面值得发掘的现象,并在设计中努力呈现出来。

Ruben:我来自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TUDelft),我们学校也有几个不同的课题组,有一个课题组叫做“边界状况”。课程安排了很多边界地带的旅行,比如有一些政治色彩的国家和城市古巴和以色列等。我们走过的地方都处于一种边界的状态,在这里我们寻找值得关注的景观与现象,这是用于生成建筑的手段。

张迪:我个人认为巴特莱特和代尔夫特跟许多学校都不太一样,它们并没有刻意教学生如何做一名建筑师,而是提供一个自由想象与思考的环境,这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作为建筑师我们总是要考虑很多实际问题,而在学校这段有限的时光中你完全不用墨守陈规,可以任意而为,突破限制。这样的经历都是大学提供的,我认为非常宝贵。一旦成为建筑师,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而如果一个人接受的教育本身就非常限制思维与思想,我觉得是有些悲哀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三人都是幸运的。

Jack:总的来说我们的求学经历都让我们能更适应在世界各地流动的工作生涯,不会受到太多自身的文化限制,更好地应对不同的文化,包括中国。

 

UED:基于英国的留学与工作的经历塑造了具有国际化倾向的双重视野,那么它们又如何影响你作为一名建筑师对于“建筑”的理解?这些经历对于你后来回到中国自己创立事务所有哪些帮助呢?

张迪:我很感激在英国的这10 年。 基本上,在学校的6 年,我所受到的教育也许并不是让我一毕业就能成为专业的建筑师,而是让我了解到没有什么是应该限制思维的方向的。 教育的环境是开放的、发散的、自由的,它让我在能够“胡思乱想”的阶段,思维的模式得到最大的自由。接下来的4 年工作,其实就是重新学习怎么做个真正的建筑师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因为需要在一天天实际的工作中收束之前学习中被过度放大的那种“自由”,但是这也是必须经历的。 所幸的是,英国对于建筑师的培养是很成熟的,从建筑学毕业生到建筑师的过程是系统且按部就班的,建筑师的培养最需要的就是时间,这点整个行业是有共识的,这就为新人提供了平和发展的环境,而不会急功近利。

后来我自己做事务所,逐步地发现之前在英国的“注册建筑师”的学习是非常的有帮助。在英国,考核注册建筑师的标准就是要设定他/ 她取得执照后可以独立行业,因为英国做建筑设计不需要资质,只有获得了“注册建筑师”才能够被称呼为“建筑师”。而建筑师在英国最重要的角色是“Contract Adminstrator”监管业主和施工方之间的合同,确保设计的完成度。所以它所关注的是项目的管理能力,甚至是法务、财务的问题。这些对我自己做事务所的过程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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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D:作为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工作的几年时间之中,你觉得中国的建筑环境是怎样的?和英国相比有哪些不同和差距?你的方法论在中国项目里会有所改变吗?

Jack:目前来看,我认为英国和中国建筑设计的工作重点不同。英国正深陷住房危机,中高密度住房紧缺。而中国已经用大量的高密度城市街区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个很务实的办法,但又过于简单粗暴。按英国的主流观点,中国的做法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之所以少有中高密度住宅,是因为我们渴望贴近土地。我们有可能像中国人那样为了解决住房而做出他们那样的牺牲吗?我不确定,也很想知道。英国和中国的共同之处在于眼下都迫切需要对场所进行设计与再设计。中国正在试图在近20 年城市建设的成果框架内创造“ 场所”,而英国要做的是在郊区购物中心涌现的背景下重新发现已被边缘化的市中心商业区。在这个意义上,中英两国在场所营造上可以互为借鉴。

在中国工作的这些年,让我对建筑的看法产生了一些转变。我曾经认为在文脉丰富的基地进行改造或设计会对原有建筑与城市肌理造成影响。但现在我反而觉得,建筑师可以把周边环境当作保护色,将自己设计的建筑伪装起来,并欣然接受这种隐形状态。然而在我们接触了众多中国北部的项目后,这样的设计方法几乎是用不上的,因为这些地方往往因城市的规划导致街道尺度过大,场地周边没有街区建筑可供参考与关联,项目是暴露而孤立的,建筑师必须勉为其难地去创造文脉。从这个角度看,面对这样的项目英国中型建筑事务所难免会感到捉襟见肘,毕竟英国青年建筑师们缺少类似的历练。我们正面临一个临界点:中国建筑师因为大量接触此类大型项目,足以承担更多这样的项目,客户也因更信任这些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才而从国际事务所转向国内。太多有才华的英国青年建筑师接不到高质量的项目,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客户兴趣已经发生转移,他们将请来更多来自其他领域的设计者来参与高利润标志性建筑项目。

英国国内的建筑师要设法将自己的创造力重新运用起来,以避免被边缘化。作为一家事务所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来自国外的采购及项目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事实上中国可以借鉴到的国外优秀案例数不胜数,有助于中国进行质量控制并针对最终使用者提供更多元的设计而非标准化单一重复的设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已经放缓,建筑师们开始有更多的时间来对正在进行中的项目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问问自己:“它们能否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好的场所和价值呢?”

 

UED那么,Ruben 你所认为的荷兰的设计精神是如何的?为什么会想要来到中国?北京这个城市带给你怎样的感觉?

Ruben:在来到北京之前,我曾经在荷兰和日本学习并在伦敦工作过数年。我搬到北京一来是因为自己所偏好的国际化建筑实践理念,同时也有机会和waa 一起共事许多优秀的项目。我认为虽然中国目前有很多的机遇和发展,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开放性的大局观才能应对每个设计任务。荷兰的学习中我了解到—评判性思考的同时开放接收所有的灵感。创造力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只要经过正确的论证,每个单独的想法都可以成为一个强烈的概念。

 

UED:现在最想尝试或最关注的建筑类型和问题是什么?

张迪:墓地,这是我最理想的项目。因为我喜欢那种能激起人无限“情绪”的设计内容,这让我觉得思维能够得到最大的延展。而这样的空间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让人能够感受到“情绪”,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让人兴奋的案子了。

Jack:我对挑战常规模式的社区性项目很感兴趣。在这点上中国在缺乏设施的基础上仍然展现了强大的社区纽带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例如,我们曾经接手过一个艺术家村的总体规划,在调研中,它所展现的当地生态、风土人情都吸引着我们。通过提取当地的文化精髓,用叙事和传统的手段不断完善建筑学,这也帮助保持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身份特征。这暗示了建筑学语言的形成必然与一个带有情感的地方产生联系,在当下快节奏发展的大背景下是一种考验,但是作为实践的一个部分,我们认为这是建筑师作为一名文化保护者的职责所在。

Ruben:我有很多想要尝试的理想项目类型,只要该项目伴随着来自设计的挑战。我对于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有一定偏好。因此现阶段理想的项目是定位于城市基础设施层面,应当去寻求并设计出一种让动线、肌理、公共服务设计和谐的共生关系。

 

UED:有些建筑作品是“站出来”并带有极强的表现性,而有的则关注于“融进去”的状态与当地语境相融合。对于waa 来说更倾向于哪种类型?

张迪:我们的建筑是叙事性的, 而叙事的基础是针对每个项目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 它可能是业主的功能要求,也可能是地块的本身特征,所针对的基础是因项目不同而各有差异,所以得到的解决方法也会是不同。我常讲我们把自己的工作看做裁缝,尽量做到“量体裁衣”, 而不给出统一的或是模式化的处理方法。所以建筑最终呈现的表现形式是”站出来“还是“融进去“是要取决于它自身的情况。我们希望最终的呈现是”自然的“,是它自身需要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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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D:日常团队的工作模式是怎么样的?三个人如何协作、分工?在设计上产生的争执如何解决?

张迪:在我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中,建筑设计一直都是个非常侧重团队协作的工作。当然也可以做成“一言堂”, 但这不是我选择的方式。一是因为这样不仅会缺少“讨论,争论甚至是辩论”所带来的乐趣,二是我认为建筑师需要不断地推敲才能够辩证地去看待问题,这也是我受的教育中很核心的一点。

我们三个人在项目进行的过程间会频繁地讨论,在我看来,这给团队持续的生命力。对于设计的思考当然不只是局限于我们三人之间,团队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会做大量的“Optionary”鼓励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提案,将这些想法综合在一起来展开讨论。当然,为了更更有效地把握发展的方向,通常最终的决定会由我来做。

在过去的5 年中,我们其实也是不断调整团队之间的工作模式。随着团队不断扩大,也在通过不断的调整来适应彼此,而这些过程都是在“讨论”中进行的。

 

UED :作为成立仅5 年的新生事务所,你们这几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在你看来,这5 年间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迪:离开千人的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开始建立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小事务所,这样的变化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需要适应的过程。最直观的变化可能就是所做项目的“知名度”和“期望值”的改变吧。基本上,在过去的5 年中,我并没有接触到“知名的甲方的知名项目”,更多的是一些在非一线城市的较普遍的项目类型。

尽管如此,但并没有影响团队的设计热情,因为我们大家感兴趣的其实就是设计本身, 至于“在哪盖房子”、”给谁盖房子“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我们执着于设计的完成度和实现设计的这个过程,这一点源于福斯特给我以及我的合伙人们的启示。因为要保持设计的热情,我也会不停地调节所做项目的类型,比如在一段时间会做较偏“商业”类型的项目时,我就会让大家做一些1:1 的艺术装置和大样模型来调节一下思维的节奏。尤其是开始的那几年,基本没有太多选择项目的自由度,很多项目业主的设计要求是非常直接简单,我们就会尽量在有局限的设计点上做深、做透。这样一来锻炼了团队,二来也为之后的其他设计提供一些素材。

比如,在事务所的一楼我做了一个项目空间,其实就是“idea”仓库,我们把设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构想从1 :1 的角度来进行实践, 为自己的思维扩展一些空间。

 

UED:你认为小型事务所的生存策略是什么?

张迪:我其实最看重的是“如何保持思维的活跃性”,因为小事务所能遇到“好”项目的机会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很多时候都必须为了“生存”而做出一些妥协。如何能在这样的状态下保持对设计工作的兴趣,这点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

即使像银川当代美术馆这样的项目,其实也是本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经过四年我们始终都没有失去对它的执着和热情,最终这个项目的完成度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是其实开始的时候,谁都不能够确定我们一定能够做好,所以必须要持续地保持信心和热情,这就是我认为小事务所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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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文章来自《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第98期 2015年12月刊。未经本站许可,任何网络平台都不得私自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稿。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站必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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